作者: 傅莹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8-6-1
页数: 337
定价: 86.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08688381
“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没能建立起支撑公允和持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体系本质上也是基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苏美争霸使世界陷入长达40余年的冷战，尽管竞争和对抗激烈，但是两大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维系了世界大体和平。“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治理机制日臻成熟，并且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很多发生的事件和问题，表面上看各有各的原因和逻辑，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但归结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际控制力和治理能力不适应新的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处理失策、应对失序，往往导致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
为什么世界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世界秩序的角度讲可以关注以下因素。
- 美国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居于对世界事务的掌控地位，现阶段出现的国际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有美国的责任。首先是美国的道义地位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再者美国外交决策出现了问题，两党政治争夺导致决策成本高，判断力下降，敏感度不够。最重要的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一直滞留在冷战轨道上，试图通过军事手段维系霸权。美国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目的是掌控世界，服务于自身利益。
-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因素。中国经济总量已攀升到世界第二位，新兴经济体按市场汇率法计算的GDP占全球比重达到50%。然而，美国等传统力量虽然治理能力下降，并没有让出空间的意思，整个新兴力量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挑大梁的程度。新兴力量多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国际理念上对西方传统做法不认同，因而从主观上还没有表现出填补治理空间的意愿。
- 其他中间力量的因素。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居于传统力量和新兴力量之间。这些国家工业化基础好，有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经验。但是在这个动荡时期，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自顾不暇，难以发挥大的影响。其他中等力量也把重点放在具体利益上，对国际事务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三股力量还没有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减少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催生出支撑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律和机制框架。然而，它从构建之初就是一个西方秩序，而不是作为普世原则来考虑的。对许多被殖民的国家来说，这个秩序更多像是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军事小圈子，这也成为其后来的内在弱点。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多与之并存的秩序观。
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提出“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战略新构想，强调美国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归纳起来看，这个世界新秩序包括三个支柱。
- 作为道义制高点的西方价值观；
- 作为安全基石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
- 以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全球经济。
中国所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是指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框架和围绕这个框架形成的一系列机制，认为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基，它所秉持的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赋予它国际公认的合法性。
令美国深为担心的是，中国早晚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对世界权力争夺的担心属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并不认同强权政治的逻辑。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积极推动其宗旨和原则的贯彻实施。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
- 保障世界和平，
- 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
- 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争议问题。
在英国和西方，人们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建立和主导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概括看这个秩序有三个支柱：
- 美国或西方的价值观，
- 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
- 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组织。
必须承认，所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因与西方体制有差异，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排斥。
权力的分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然而，世界是否必然要走向失序？难道国际社会不能及时应对、重新构建或者是补充秩序结构？
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都将聚焦于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努力奋斗中，我们需要、也必须保障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将不断为此付出努力。
回顾“一战”历史教训，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进行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军国主义野心也被彻底粉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过去，世界主要资金、技术乃至人才和经验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地带，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要素开始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
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
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
- 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
- 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
-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
-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
- 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 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带动了全球治理改革进程。
中国对国际交往看重以下几个元素。
- 相互尊重，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这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人，各国根据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
- 共同安全。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不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21世纪的世界不应再度陷入地缘战略竞争或者新的集团政治。
- 合作共赢。G20杭州峰会突出了包容性发展的议题，强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
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视作1.0版，现在也许应考虑打造全球化的2.0版了。世界已在见证这样的“升级”。
- 首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下，网络平台的发展和手机通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催生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例如2016年“双十一”网络购物节销售额达180亿美元，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
- 其次，产业分工向发展中世界进一步扩展。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甚至非洲开始承接更多制造业分工，它们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后劲。
- 同时，中国对全球化的弊端也有认识和体会，进入转型升级的艰难旅程。我们确实有条件也有必要在全球化未来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态度是鲜明的：不能开全球化的倒车。习近平主席在秘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起步，这个进程将赋予中国参与、影响全球化进程更多资源和经验。
“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这个秩序最初是“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设计，基于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创建的，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美苏两大集团隔绝的消融和多边主义的提升，使得这个国际框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供的基本规则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资本、市场、技术、人才和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更加广泛的区域扩散，在交通便捷和技术进步的带动下，经济全球化得以形成洪流。
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内核是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共同价值，在观念上是排他性的，视美国及其盟友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优于且必然要取代其他的“山巅之城”，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中国并不认同，也不见容于此。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
- 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和选择政策；
- 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
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次的失望：
- 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 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
- 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它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在变化，合作与竞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舆论与现实的落差，或许正说明两国需要重塑共识。我想借此机会对双方观点做个简单的归纳。
美学界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 美学界有人开始质疑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他们认为，过去八任总统坚持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催生政治变革。现在看来，美国预期的变化没有发生，他们因此判断建设性接触是“失败”的，呼吁重新制定对华战略。
- 随着中国经济减速，美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在动摇，担心中国经济下行会拖累美经济复苏。大企业尽管对中国市场仍然充满期待，但也担心改革的“红利”在减退。
- 美学界关注中国崛起后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有人认为中国要在亚太建立自己的“新霸权”，甚至试图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老大”。
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可以归纳为三点。
-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与对美开放同节奏的，对美政策目标与总体外交目标相一致，那就是：改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非为了输出价值观或寻求世界霸权。
- 中国经济正经历重要转型，两国需要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进行合作。中国企业有兴趣和条件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而政治互信的缺失阻碍了这方面的进展。
- 中国学界更多地是从国际秩序转换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不少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形态正在发生质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弱者与强者”的关系，但也未上升到“两强”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似乎正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向“合作可以成大事，相争也可能坏大事”方向转换。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同时处理好两大难题：
- 如何在现存秩序内与美国共处，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怪圈；
- 如何推动现存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独立之初，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占据主导。为了赢得西方信任和援助，俄罗斯在经济改革、削减战略核武器等诸多重要问题上走西方路线，不断做出让步。但事与愿违，俄罗斯反而出现经济萎缩、区域影响力下降，俄罗斯对美欧援助口惠而实不至感到失望，对北约东扩意图十分不满。